毓民「說文解字」G
「大學祭酒」
「大學祭酒」即是中國專制帝王時代的「國子監祭酒」。
「祭酒」原意是指古代饗宴時負責酹（音賴）酒祭神的長者，後亦以此泛稱年長或地位尊貴的人或各界的領導人物，例如「文壇祭酒」??。據《史記》記載，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荀子曾經在齊國的「稷下學宮」「三為祭酒」。「稷下學宮」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國立高等學府，始建於公元前四世紀戰國時期的齊桓公時代。及後齊宣王更在稷下擴置學宮，招攬天下名士。在那個百家爭鳴的時代，百家之學，會集於此，自由講學、著書論辯。「稷下學宮」更吸引不少當時的著名學者前往遊學，據史書記載，孟子就曾帶領他的弟子前往「稷下學宮」參與論政活動。「稷下學宮」的負責人被稱為「祭酒」，荀子「三為祭酒」，當然是地位崇隆。
「國子監祭酒」，始於西晉武帝的「國子祭酒」，該官職主要任務為掌大學之法與教學考試。隋唐以後改稱「國子監祭酒」。唐古文大家韓愈任「國子博士」期間曾作《進學解》，其中名句是「業精於勤荒於嬉，行成於思毀於隨。」意思是說，學業由於勤奮而精通，但它卻荒廢在嬉笑玩耍中，事情由於反覆思考而成功，但它卻能毀滅於隨波逐流。
「國子監」是元、明、清三代，國家設立的最高學府和教育行政管理機構，既是國家管理教育的機關，亦是國家的最高學府。又稱「太學」「國學」，即是今時今日的公立大學。
北宋理學家張載（橫渠）：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。」「橫渠四句」震爍古今。這四句話最能表達知識分子的襟懷，也最能彰顯知識分子的器識與宏願，涉及精神價值、生命意義、學統傳承、社會理想，體現了知識分子自我意識的覺醒及其精神追求和社會擔當。
「及身而報」
「及身」二字的意思是「親身受到」或「在世的時候」。這兩個字是有典故的。《戰國策·趙策四》：「此其近者禍及身，遠者及其子孫。」（近的災禍及於自身，遠的災禍及其子孫。）《孟子·盡心下》：「 孟子曰：『諸侯之寶三：土地、人民、政事。寶珠玉者，殃必及身。』」譯成白話就是孟子說：「諸侯所珍惜、寶貴的有三項：土地、百姓、政事。若以珠玉為寶貴，災殃必定會降到他身上。」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國家構成的要素有三：土地、人民、主權，統治者視之為珍寶，則永無危亡之禍。至於財貨應有民富即國富的正確觀念，國家才會富強，人民生活安和樂利。
漢韓嬰《韓詩外傳》卷六：「子曰：不學而好思，雖知不廣矣。學而慢起身，雖學不尊矣。不以誠立，雖立不久矣。誠未著而好言，雖言不信矣。美材也，而不聞君子之道，隱小物以害大物者，滅必及身矣。」這句話說的是：「不去學習、實踐而只靠空想，不能懂得更多也不能懂得更透徹；只知道學習不注重自身修養，就無法有高尚的品德；不以真誠待人處事，即使別人一時相信你，也無法長久；沒有誠信即使說到天花亂墜，別人也無法信任你；一個人即使天生聰明但是不懂得做人的道理，貪圖小利不顧大義，災難必定會降臨在他身上的。」
記得少年時候看過一副春聯：「為善則昌，不昌，祖有餘殃，殃盡則昌；為惡必滅，不滅，祖有餘德，德盡則滅。」這副春聯充分反映人們對「善有惡報」甚至「惡有善報」，而惡人亦沒有「及身而報」的殘酷現實感到無奈，於是便有這種「時辰未到」，頗為「鄕愿」的解讀。
「天道好還」語本《老子．第三十章》：「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天下，其事好還，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。」即是說「以道德來輔佐君王的人，不以窮兵黷武為能事，因為軍隊經過的土地就會無法種植五穀，只有荊棘能存活。所以，大軍經過的地方必定會鬧饑荒好幾年。」後來多指惡有惡報。
俗語有「等天收」之說，這與相信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」一樣，是十分被動和消極的。
「寵之以位，位極則賤」
「寵之以位，位極則賤」這句話出自諸葛亮《答法正書》。（寫於章武元年即公元二二一年)。蜀漢之世，諸葛亮、法正二人都是劉備倚畀的謀士、能臣，然而二人對「法治」的觀念和主張卻是南轅北轍。
劉備進佔益州之後，諸葛亮治蜀厲行法治，採取以嚴濟寬的強硬手段，引起了一些既得利益者的不滿，於是法正就寫了一封信給諸葛亮，表示不同意見：「昔高祖入關，約法三章，秦民知德。今君假借威力，跨據一州，初有其國，未垂惠撫；且客主之義，宜相降下，願緩刑馳禁以慰其望」（《三國志·蜀書·法正傳》）之後諸葛亮回了一封信，也就是《答法正書》：「君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秦以無道，政苛民怨，匹夫大呼，天下土崩；高祖因之，可以弘濟。劉璋暗弱，自焉（劉焉）已來，有累世之恩，文法羈縻，互相承奉，德政不舉，威刑不肅。蜀土人士，專權自恣（為所欲為），君臣之道，漸以陵替。寵之以位，位極則賤（賤者輕視也）；順之以恩，恩竭則慢（慢者輕忽也）。所以致弊，實由於此。吾今威之以法，法行則知恩；限之以爵（在封賞爵位時要有一定的限制），爵加則知榮。榮恩並濟，上下有節，為治之要，於斯而著。」諸葛亮的意思是說：理政治國不可濫施小恩小惠，用職位去恩寵下級，等到無高位可給時他們就會漸生輕視；用恩惠去籠絡下級，等到無恩可施時他們就會滋生慢怠，此乃為弊政癥結之所在。如果用嚴峻的刑法去震懾下級，待法令貫徹之後，他們就會知道什麼是恩德；嚴格限制封賞官爵，一旦加官晉爵，他們就會懂得什麼是榮耀。恩榮並用，互為補充，上級與下級之間就有了秩序，治理國家的要領就在這裏得到實現。
諸葛亮以嚴刑峻法、恩威並濟的措施從事政治改革，短短數年，令到蜀漢成為了一個陳壽在《諸葛亮傳》所說的：「吏不容奸，人懷自厲，道不拾遺，強不侵弱，風化肅然」的國家。
諸葛亮曾和法正、劉巴、伊籍等人共同制定《蜀科》，作為一國的法度，堅決實行由「人治」過渡到「法治」的方略，所以希望先要做到「有法可依」。不過，「有法必依」就比較難了，所以，諸葛亮嚴於律己，先從自身做起，為官清廉，不貪不奢。生前「資仰於官，不自冶生」，「蓄財無餘，妾無副服」；及卒，遺命葬定軍山，喪事從儉。諸葛亮絕不包庇親屬及親信，侄兒諸葛企稟性疏陋難擔大任，他主動要求將其調離，而在「揮涙斬馬謖」之後，更殺李盛、廢黃襲，這些都是諸葛亮親近之人。
差不多二千年前的蜀漢時代，諸葛亮就已經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摒棄「刑不上大夫」的「傳統」。與諸葛亮同朝為蜀臣的張裔贊曰：「賞不遺遠，罰不阿近，爵不可以無功取，刑不可以貴勢免，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。」（《三國志·蜀書·張裔傳》）但是，對於一般民眾，諸葛亮強調「教令為先，誅罰為後」（《諸葛亮集·便宜十六策·教令第十三》），竭力反對不教而誅，聲明不是為法加於人而法，而是注重防患於未然。他「示儀軌，從權制」，積極對民眾進行法治宣傳教育，鼓勵並引導臣民學法、知法、懂法、用法，以避免犯罪。
史書對諸葛亮「依法治國」的評價極高，《三國志》作者陳壽評曰：「終於邦域之內，咸畏而愛之。刑政雖峻而無怨者，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」（《三國志·蜀書·諸葛亮傳》）；西晉史家袁凖稱曰：「亮法令明，賞罰信，士卒用命，赴險而不顧，此所以能鬥也」（《諸葛亮集·附錄·諸葛公論》）
「約定俗成」
所謂「約定俗成」，是指事物的名稱，起初由人相約命定，沿用既久，便為社會所接受、公認而通用。「約定俗成」典出荀子《正名篇》：「命無固宜，約之以命。約定俗成謂之宜，異於約者謂之不宜。名無固實，約之以命（實），約定俗成謂之名實。」 這是荀子對名與實關係的論述。
語文的主要功能就是人際溝通，所以語文的任何成分──包括字形、字音、字義、語法、修辭等等──都必須經過「約定俗成」的過程，才能成為社會上一致接受的用法，發揮語文的溝通功能。
語言文字有「約定俗成」的特性，語言學家趙元任博士指出語言的第二特徵是：「語言跟語言所表達的事物的關係，完全是任意的，完全是約定俗成的關係；這是已然的事實，而沒有天然、必然的關係。」
此外，音韻學家董同龢談語言的性質時說：「語言可以說是一種偶然性的約定俗成的聲音符號。這句話的涵義有兩個方面。一方面是符號與實際事物之所以發生關係是完全由第三者，人，在那裏牽引的。另一方面是哪個符號做哪樁事物的代表，不是本來應該如此的。語言和所代表的事物中間的關係，可如十字路口的紅綠標識和行人車馬的進止。紅示止而綠示進，不過是人們如此規定而已。原先如果定成綠止而紅進，運用起來也可以是一樣的。」
古人荀子和今人趙元任、董同龢兩位先生的話，已把「約定俗成」的意義及其與語言的關係，說明得很清楚。那就是說，語言和事物之間的關係，雖然完全是任意的、人為的，但某一符號之所以代表某一事物，除了有人開始如此用了，還要其他的人了解他的意思，默認了語言和事物之間由此人所立的新關係，並且也跟他同樣的使用，到這地步，那一符號才成了公認的那個事物的名稱，其「約定俗成」的過程才算完成。否則就是「約不定，俗不成」了！
一種語言的產生，至少是由成千上萬人的共同生活演變而成的。在語言的「約定俗成」過程中，「俗成」是最重要的，即是要得到大多數人認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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