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一個業界都有自己的學會、工會、年會，國際關係研究在香港的從業員雖少，但在全球是相當主流的學科，自然也有自己的學會和山頭，最大的其中一個名叫「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」（ISA），它每年的年會，都是我們循例要參加的盛事。今年年會在美國阿特蘭大舉行，我剛從那裏回來，雖然越來越感覺那裏像社交盛事多於學術盛事，但人在江湖，就是如此。

ISA成立於1959年，總部設於康州大學，以推動「International Studies」的研究與教育為宗旨，乃自美國政治科學學會（APSA）分裂出來，強調自己不是離地象牙塔中人，而是由一群「學者」和「實踐者」共同組成：「學者」意在突出 ISA 成員不局限於政治科學，而推崇跨學科交流；「實踐者」強調 ISA 的成員不局限於傳統學術圈，而將美國政府、聯合國等機構的工作人員也吸納進內。

這樣的成立背景，當時對少具有顛覆性，但也逐漸邁向主流。經歷多年發展，ISA 已成為美國、乃至全球最重要的國際研究社群，並在七十年代開始大規模國際化，吸納全球會員，目前已有6500多名註冊會員，成員來自100多個國家地方，也有發行「影響因子」甚高的國際期刊。

隨著 ISA 從「反建制」逐步「建制化」，批評聲音也陸續有來。例如在2014年，ISA 委員會曾動議禁止旗下刊物的編輯們進行博客寫作，引發嘩然。官方說法是，網絡博客寫作與 編委的「學術職業要求」衝突，但更多學者反駁指這思路落後於時代，無視網絡新媒體的影響力，更有批評 ISA 限制言論自由。最終動議被撤銷，但已反映其官僚一面。

不少研究員對以ISA旗下刊物為代表的整個國際研究期刊出版界，堅持「封閉式」出版亦有不滿。目前，美國社會學等學科的期刊已逐步開放，在維持「同行評議」要求和作者版權前提下，讀者可以通過互聯網直接閱讀，而非要求付費或通過院校身份接入。不少國際關係學者認為，ISA 旗下刊物始終未改革，乃出於固有的「精英心態」，又或是為了捍衛這新興學科的「尊嚴」，卻不利於學科的進一步發展和普及。

那究竟年會現場有甚麼賣點？說來規模相當誇張：開一個會連續四日，每日有四個時段，每個時段幾乎同時有近100個不同會議，也就是總共有一千多個會議，要動用兩間五星級酒店的所有會議室、有時甚至加上客房，才能容納。此外還有各大書商參展，近年多了新科技教學研究產品的攤位，倒也值得參考。雖然規模如此，申請的門檻還是相當高，要不是認識籌辦panels的資深會員，真的按程序申請還不容易。這樣的數量，一來是為了參加者得到最大社交效益，不少青年學者都是以參見學術偶像的心態到會；二來也是為了營造一種小圈子精英心態，否則不會動用五星級酒店，也不會充滿衣香鬢影的cocktail parties。

但真正長途跋涉希望學術交流的，往往大失所望：當同一時段有近100個房間舉行會議，而其中一兩個禮堂又有「軟實力之父」Joseph Nye、「進攻性現實主義發起人」John Mearsheimer一類大師，那些一般報告的房內觀眾人數，往往少得可憐，乃至只有三數人，還包括了講者的另一半或學生，經常出現報告人數比觀眾更多的尷尬場面。不過會議常客卻是見怪不怪，因為他們來了，就已完成使命了。

小詞典：美國政治科學學會（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，APSA）

美國研究政治學的學者的主流學會。在1930年代，美國政治學界掀起「行為學革命」，以「硬數據、定量分析、微觀個體分析」為核心的方法論逐漸佔據主流，成了學會指導思想。美國的國際關係學者因此感到不滿，認為「國際研究」的核心仍是「國際」，宏觀機制始終是重要研究對象，為了堅持這傳統，才與APSA分道揚鑣。